讀書人有知識，在西方，被稱為「知識分子」（intellectual）或「公共知識分子」（public intellectual）。他們除了擁有知識之外，還要關心社會，敢於面對強權，甚至政府的不合

理政策進行抗爭，以爭取公道。這是一種探索真理的精神。知識分子要向真理負責，本來就是西方文化的傳統。在真理的召喚之下，西方的知識分子絕不妥協。所不同者，過去（十八世紀前）是探索自然世界為主，如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；現代則注意社會問題，分擔建設公義社會或公民社會的責任。由於現代的民主政府是由人民一人一票選出，所以這些公共知識分子便成了政府政策的監督者與批評者，以保障人民的權益，成為公正的代言人。他們的言論，非常值得市民尊重。

撰文：霍韜晦教授

公共知識分子的沒落

問題是：這些公共知識分子要履行他們的責任，要發表他們的意見，只能通過大眾傳媒，如電視、電台、報紙等，這就不免被市場化。在消費社會中，一切文化活動都要得到市場認可，要符合大眾品味，於是一切有遠見、有質素的見解只能被封存起來，於是所謂「公共知識分子」變成取悅大眾的人，失去了維護真理的初衷。這一點，近年有一本書《公共知識分子之沒落之研究》（Richard A. Posner: Public Intellectual: A Study of Decline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01）已指出，並作了深刻的剖析。作者慨嘆這是公共知識分子質素的下降，他們的風骨正被市場侵蝕。

這種情形，正和中國的讀書人一樣，同樣被現實扭曲。所不同者，中國讀書人的委屈來自政治的居多，現代知識分子則是來自經濟的壓力。無論是政治或經濟，其實在背後還藏着一個巨大的體制，個人根本無能為力。薩伊德（Edward Said, 1935-2003）說：知識分子最好能保持着一種流放（exile）的身份，意思是不要投身於任何建制中，這樣才能以獨立身份向當權者說話。但現代社會的各種建制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為嚴密，你參與，你就要遵守各種各樣的遊戲規則，根本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」（莊子語），你能找到一片土壤去流放自己嗎？你能脫離體制或脫離市場嗎？

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？」講到底，知識分子還是須要一張「皮」。

社會的庸俗化

由於消費社會所重視的是價值交換，金錢起着最大的媒介作用。掌握金錢、掌握財富就等於獲取一切價值，它不只關係着個人的榮辱得失，更關係到整個社會、國家民族的命運。人人都追求財富，整體則追求GDP。你要提高GDP，就要催動消費，加速交換。在消費社會之下，人的身份和人的關係都重新調整。最簡單的，就是「以客為本」，以消費者為尊。

人權變成雙刃劍

消費社會和民主社會為甚麼會走向庸俗化？背後所隱藏的其實是「人權」和由此而衍生出來的「權益」概念。學校把權利過渡給學生和家長，醫院則把權利過渡給病人和家屬。為甚麼？因為他們付款。為付款的人服務，政府公務員也不過是公僕而已。人民有權要求，有權查帳，有權監督，有權追究。這已經不是對不對的問題，而是事實上社會已經這樣做。薩伊德為甚麼要求知識分子要在建制外批評政府，刺激公眾對社會現狀的關懷？就是要踐行人民的權利，知識分子應以他的專業訓練、知識水平來扮演這樣的角色。「人權」，變成雙刃之劍：一方面引導人走向公義，一方面也會令人走向自私，形成一上下掙扎之局。如何解決？正是難題。

薩伊德賦予知識分子這樣神聖的責任，很難得。我認為這不只是西方文化「權利」觀念的踐行，而是良心的覺醒。換言之，這種對社會公義的承擔，決不是由「人權」或「權益」的概念就能推出的，它是另有來源。它來源自哪裏？我認為來自生命的不忍之情，也就是性情。人有惻隱心、承擔心、付出心、與知是非之心、向善心，亦即孟子所說的仁、義、禮、智之四端，皆非東方人所專有，而是具有普遍性，在危難之際自會湧現。所以我說這是性情，而非抽象理性所建立的人權。不過這問題關係到中西文化的大體系、大動脈，暫不多說；我只想指出西方所提出的「公共知識分子」與中國傳統讀書人，是非常接近的概念，他們所塑造的人格都是承擔公義的，都是勇於行動的。所不同者，是在最高的價值嚮往中，西方公共知識分子強調「義」，即合理性，中國讀書人則強調「道」，更有超越性。歷史、哲學不同，文化畢竟有差異，由此產生的人物自然亦有毫釐之別。

近代知識分子沒有空間

近代知識分子的沒有空間，東西方都一樣。西方受市場控制，專業隨市場的需要而轉。這是知識的市場化和工具化，過去那種為知識而知識的求真理的精神已經被扭轉了，也可以說是被污染了。中國因政治的力量太大，知識分子必須依附政治，才能有一位置。幸好這三十年開始改變，但能否還讀書人以自由，讓他們實踐自己的理想？還要等待。不過，中國讀書人已受寃多年，其承擔人類理想的仁義之心一定會被重新認識。現實之所以有障礙，是因為現實上總是有利益纏繞。現實的利益是甚麼？就是權利、財富、名氣、娛樂、享樂……在現實利益未放下之前，人很難公道。但過了幾十年、幾百年，所謂蓋棺論定，事過情遷，當事人都不在了，乃至整個社會、政治的結構都不同了，權力轉換，便可以公道一點，有些永恆的價值便會重新浮現。換句話說，要等到私心放下，私利解開，那時候公道自呈。這就是歷史，也就是孔子著《春秋》的微意。人是向歷史交代的，一般人不曉得，但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知道。

表面上現代知識分子有獨立地位，有人權撐腰，又有專業身份，但他的空間在哪裏？雖然有機會向公眾說話，成為公共知識分子，但正如上文所說，最後還是為市場折腰。若沒有培養知識分子的風骨的文化，知識分子的脊樑還是挺不起。即使有民主政治，政客也不能獨立，他必須以民意為依歸，順從群眾的選擇。政客與知識分子一起向市場妥協，否則沒有政治資本，這真是悲哀。

摘自《法燈》342‧333‧344期

圖1：人是向歷史交代的，一般人不曉得，但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知道。

圖2：只要等到私心放下，私利解開，那時候公道自呈。這就是歷史，也就是孔子著《春秋》的微意。

圖3：中國的讀書人，常受到政治現實的扭曲。圖為中國文化大革命。

圖4：《易經》是中國最古老的文獻之一，亦是中國讀書人啟蒙之書，廣義的《易》包括《易經》和《易傳》。普遍認為《易經》最初是占卜用的書，但它的影響遍及中國的哲學、宗教、醫學、天文、算術、文學、音樂、藝術、軍事和武術。自從十七世紀開始，《易經》亦被介紹到西方。

圖5：莊子（約前369年—前286年）名周，生卒年失考，約與孟子同時。戰國時代宋國蒙（今安徽蒙城人，另說今河南商丘人），曾任漆園吏。著名思想家、哲學家、文學家，是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，老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者。

圖6：薩伊德是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，後殖民理論的創始人，也是巴勒斯坦立國運動的活躍分子。他童年大多數時間在埃及開羅度過，從小就接受西式教育。1953年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，取得學士學位後又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。之後多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英語和比較文學教授，也曾執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、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。2003年9月，薩伊德因白血病在紐約逝世。

圖7：薩伊德（Edward Waefie Said，1935年11月1日－2003年9月25日）說：知識分子最好能保持着一種流放（exile）的身份，意思是不要投身於任何建制中，這樣才能以獨立身份向當權者說話。

圖8：《公共知識分子之沒落之研究》（Richard A. Posner: Public Intellectual: A Study of Decline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01）已指出，並作了深刻的剖析。作者慨嘆這是公共知識分子質素的下降，他們的風骨正被市場侵蝕。

圖9：中國讀書人已受冤多年，其承擔人類理想的仁義之心一定會被重新認識。

本文作者霍韜晦教授，為當代著名思想家、學者，亦為本港及海外多項教育文化事業締造者，如法住機構、東方人文學院、喜耀書屋、喜耀生命教育中心、喜耀粵西學校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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